近日，《南方周末》专访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黄益平教授还曾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和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教授

数字金融可以全方位提升和改善金融行业的效率、风控和触达，但最大的突破是在普惠领域，触达和覆盖了原来传统金融不能触达和覆盖的地方和人群。

数字金融肯定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形态。比如大科技信贷比较依赖现金流，这会不会形成新的金融不稳定机制，值得做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数字信用确实没有完全的预见性，但并没有其它风控方法在遭遇重大外部冲击时比它有更好的预见性。

正如普通人所感知，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无科技，不金融”已成为金融业的共识和行动。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一的中国大科技信贷是否会形成新的不稳定机制？数据收集与分析如何规范？2023年5月30日晚，一场“大科技信贷的创新与监管”跨国线上会议聚焦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和规范。国际清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等国内外官商学三界人士就上述问题进行深度探讨。事实上，中国数字金融已跃居世界前沿，并成为国际机构持续关注的热点领域。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已经连续三年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邀，在美国华盛顿联合主办中国数字金融问题闭门研讨会。这是IMF以往不曾有的举措。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还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组织分别成立了联合课题组，共同研究中国数字金融问题。国际组织为何如此关注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对于传统金融体系的最大突破是什么？它的2.0时代呈现怎样的生态景象？它是否更有利于金融稳定？ChatGPT将如何改变金融生态？数字化监管应如何跟上市场步伐？黄益平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以下为专访内容。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智慧投顾、智能风控……数字金融正在颠覆传统金融形态。

中国数字金融站在国际前沿

南方周末：你曾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也曾任职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更多研究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你现在有一个职务是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是否转向了？为什么？黄益平：其实也算不上大转向。金融问题一直是我主要的研究兴趣。我对数字金融的兴趣，其实就源于对金融问题的兴趣。因为数字技术应用到金融领域后，对我们过去关心的金融的效率、风险甚至货币政策传导等，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由研究金融问题进入到研究数字金融问题，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南方周末：你研究数字金融有何契机？黄益平：2013 年常常被称为我国互联网金融或者数字金融元年。此后，我国的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当然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字金融属于国际前沿的金融创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国故事”，因为我国的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线上投资和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北大有一批对数字金融问题有强烈兴趣的学者，在2015年一起建立了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我们中心的研究经历走过了几个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数字金融的创新实践，把实践者请进来讲解和我们自己走出去调研；后来逐步展开商业模式与行业发展方面的研究，同时积极参与了国内一些重大的政策讨论；再后来就开始做学术研究。现在我们每年都在国际国内优秀学术期刊发表40篇左右的论文。我们的共同理念是，既然我国的数字金融创新走在了国际的前列，我国的数字金融研究也应该站到国际学数字研究的前排。而这确实也为青年学生、学者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学术发展机会。南方周末：关于数字金融或者数字经济，你领导的学院或者中心，有没有参与过国家级的政策性课题，或者直接推动国家政策落地？黄益平：我们团队确实承担过不少决策部门委托的政策研究课题。此外，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式是经常性地组织一些大型研究课题、我们一起承担完成了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数字金融创新、风险与监管”、我们与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共同组建联合课题组研究 “中国数字金融革命”，中英文报告已经出版。两年前，我们还一起做了关于“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的课题，深度参与了国内学术与政策讨论。我们团队还一起合作编写了《数字金融学》教材，目前正在定稿，估计明年初出版。

小金融机构不应盲目效仿

南方周末：金融业内多将数字化视为金融科技的初级阶段，即数字化阶段，而智慧金融则是金融科技的高级阶段。数字金融和智慧金融是进程，科技是手段。你认同这个说法吗？你自已如何界定数字金融？黄益平：简单而言，数字金融就是数字技术应用于金融领域并改善金融服务。数字技术就是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其中人工智能是重点运作的技术之一。智慧金融并没有脱离广义的数字金融的概念。最常见的三个概念：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互联网金融”是人民银行等十部委于2015年一个文件里的正式定义；“金融科技”在国际上使用较多，金融稳定理事会专门有这个定义；在日常讨论中，上述两个概念主要指科技公司的金融业务，不强调传统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做的事情。我之所以用“数字金融”这个概念，是指将数字科技运用于金融领域，包括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概念已被普遍接受，数字金融是其中的一部分。南方周末：如果说，整体上中国数字金融位于世界前沿，那么，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传统金融机构群体差异极大。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水平？黄益平：我们研究发现，大银行数字化转型效果相对好一些，小银行相对差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小银行资金实力没那么雄厚，而数字化转型需要很多的投资和优秀的科技人才。第二，数字化转型要真正见成效，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举个例子，大科技公司在做的大数据信贷，用数据分析来做信用风险评估，支持信贷决策，好像每一笔贷款规模比较小，做起来也很方便。但得有足够大的市场，才能做起来。如果是一家很小的农商行或城商行，很难完全依靠数据分析做风控，即便能做，也很难保证效益。数字化转型很重要，但还是需要因地制宜，采取适合自己机构的方式。规模较小的机构可以更多考虑一些流程上的数字化转型，获取一些外部数据支持信贷决策，或者和科技或金融机构合作，而不是盲目学习一些已经非常智能化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做法，每家机构都要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来做数字化转型。南方周末：现在大型金融科技公司或者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公司都希望向中小金融机构赋能，输出科技。中小金融机构可以一买了之？黄益平：如果外买，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买一个系统。买了系统，要会结合自身业务情况来做，但还是需要一定的能力来运行、改进。二是和科技公司合作，现在监管机构有明确要求，即风控不能外包。即便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了数据和科技，金融机构还是要做风险评估，做信贷决策。中小银行是否有能力做这样的大数据分析和信用风险评估呢？每个机构的情况不一样。中小银行的相对优势还是在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它们对本土市场熟悉，了解本土借款人。通过数字化的技术和数据把本地客户更好地服务好，而不是盲目地效仿大型金融科技公司或大型金融机构。南方周末：我们观察，虽然很多传统金融机构认识到“无科技不金融”，但技术内核和业务覆盖雷同。你怎么看这种状况？有可能改变吗？黄益平：技术内核和业务覆盖雷同本身不一定是问题。我国四千多家银行，做的业务也都一样。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数字技术改进金融服务的效率和风控。不过数字技术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规模效应，就是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这样可能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金融机构如何生存、发展，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关键还是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盲目跟风搞数字化转型。

数字金融最大突破在普惠金融

南方周末：较之传统金融，数字金融的重大突破在于千人千面，还是普惠金融？黄益平：数字金融可以全方位提升和改善金融行业的效率、风控和触达，但最大的突破是在普惠领域，触达和覆盖了原来传统金融不能触达和覆盖的地方和人群。比如，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而且，触达和覆盖之后，风控还不错，并没有产生一堆烂账。南方周末：你观察，中国目前“数字金融发展2.0”有什么显著不同？黄益平：数字金融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之前主要是科技平台在做数字金融，现在很多传统金融的数字金融也很活跃，如工农中建等；早期数字金融多依托消费互联网，现在越来越依托物联网、供应链和产业互联网等，有了更多突破方向；原来更多运用在移动支付和大科技信贷方面，将来会越来越多地在保险、投资、数字人民币方向有新进展；原来更多是国内金融服务为主，将来会更多在跨境金融交易服务；原来有监管不到位的地方，现在做到了监管全覆盖。南方周末：ChatGPT被视为百年一遇之技术革命。不少金融机构开始接入这一技术。有不少人认为，金融机构因有海量数据是其较快应用这一技术的行业之一。你认为，它将如何改写这一行业的生态？黄益平：关于大语言模型，中外之间有多大差距还不好判断。这种大语言模型将来应用到金融领域能在什么地方突破，还有待观察。但确实有想象空间，而且确实会改变我们的金融生态。包括ChatGPT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更广更深的触达，比如，每一位普通人都可以享受类似于私人银行的个性化金融服务；人工智能可以实现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和实现更好的风控。

中国数字金融市场份额最大

南方周末：国际上为何如此关注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它能在多大程度改变一个国家的金融生态？黄益平：中国数字金融一直走向世界前沿。在国际上，有三个国家的数字金融比较有特色：美国的技术比较先进，英国的商业模式和相关政策比较前沿，中国的市场做得最好。举例而言，我们的移动支付有近10亿活跃用户，解决了普惠金融问题。对于国际组织而言，这是一个革命性突破。2022年，新冠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就大科技信贷召开了专项研讨会。在特殊时期，大科技信贷，这种线上无接触信贷解决了以往传统金融机构无法实现的业务。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我们合作较多的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都高度关注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原因在于中国数字金融确实做到了之前传统金融无法实现的事情。数字金融是一个国际前沿的金融创新。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故事，中国数字金融市场份额最大，普及率最高。

数字信用削弱“金融加速器”机制

南方周末：如果换一个角度是否可以这么说，国际上高度关注中国数字金融的原因还在于它对金融稳定的正向价值？数字金融最重要的支撑是数字信用。你曾经说过，数字信用不但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一条可能途径，还能削弱“金融加速器”抵押品渠道的作用，促进金融稳定。数字信用为何能做到这一点？黄益平：“金融加速器”是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及其合作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举个例子，抵押贷款的贷款额度跟抵押品的价值正相关。比如说，房价涨了，银行的信贷供应就增加，因为大家的资产值钱了，它可以提供更多贷款。信贷越宽松的话，房价会越涨。反之，房价跌了，银行就要收回贷款，信贷减少，房价进一步下跌。这就是他们说的“金融加速器”，就是好的时候越来越好，糟糕的时候越来越糟糕。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抵押贷款与房价之间有一个非常正的、明显的弹性系数，即确实发现房价涨则信贷增加，房价跌则信贷减少。但当金融机构用数字信用而不需要抵押品时，其实就是信用贷款。只有这种方法，贷款与房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房价涨跌与信贷增加及减少没有关系。这就相当于把伯南克所说的“金融加速器”的机制取消掉了，或者起码削弱了。“金融加速器”本身会加大金融不稳定。现在这个机制被削弱了或者取消了，从理论上来说，金融就会变得更稳定。当然，一个机制消失了，也许会有新的机制出现，比如大科技信贷比较依赖现金流，这会不会形成新的金融不稳定机制，值得做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数字金融更有预见性

南方周末：数字信用对于普惠金融的长尾有效性在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已经实现。但数字信用似乎不能对抗经济下行周期和突发性因素。比如，2022年金融科技公司的不良率上升就较快。另外，比如说，一个地区一项政策或一个小生态的突然改变，信用数据就难以预判。你如何看待数字信用的预判力？黄益平：经济周期发生改变或者出现突发性冲击的时候，大数据风控的效果会明显下降，这是事实，但不一定是突出的缺点，因为没有一个现行的风控手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抵押贷款也一样，抵押贷款看起来很靠谱。但如果发生金融危机，房价就会急剧下降，本来 100 万的房子变 50 万了，之前认为已经锁定了风险，这下不好说了。具体需要看这种新的信用风险评估的方法跟传统方法相比，应对周期突变的相对能力是更强一点还是更弱一点。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已有案例。2020 年世界经济遭受新冠疫情的突然冲击，这肯定是没有预料到的大冲击。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不良率也上升了，但在2020年6、7月份见顶后，很快就下来了。而同期很多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恶化的过程还没结束。它反应比较快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它用了很多行为变量和实时数据。在面对冲击进行预测时，可靠性稳定性相对高一些。但并不是说它没有问题。任何方法遇到周期突变时都避免不了，过去的预测就不灵了。但如果是实时数据，预测未来的可能相关性更高一些。而且变量里有很多行为变量，一个人的行为相对稳定。二是数字信用和传统信用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传统信用，查一次征信，做一次判断。但数字信用是不断迭代的。碰到新情况，更需要继续迭代，根据新的情况做新的决策。三是大科技信贷相对来说期限都比较短，三个月或者六个月，这样调整起来也更快。简言之，数字信用确实没有完全的预见性，但并没有其它风控方法在遭遇重大外部冲击时比它有更好的预见性。

数字金融会带来新风险形态

南方周末：这么说，从宏观面上看，数字金融确有独特的经济功能。你还曾认为，金融交易一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致命风险。如果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严重，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而数字金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彻底解决吗？黄益平：世界上不存在彻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事情。信息不对称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存在。但数字技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比如，现在通过数字技术解决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透明问题，金融机构敢发放贷款了。但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也不会全透明。南方周末：你刚才说一起承担完成了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数字金融创新、风险与监管”课题。如果说传统金融的风险在于信息不对称，那么数字金融时代的风险是什么？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会更严重吗？黄益平：数字金融肯定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形态。风险永远存在。比如，如果传统的挤兑，储户需要到银行门口排队。如果大家都用数字金融，足不出户，一两分钟就可以在线实施挤兑。再比如，断网断电，也会形成新的金融风险。

“沙箱”监管很重要

南方周末：如果数字金融跨越式发展，它对监管能力提出了哪些重大挑战？黄益平：我们要认真去研究它会有哪些风险。我认为要做件事：第一，无论你用什么技术，只要从事金融业务，都要受到监管全覆盖。所有的金融交易，在监管面前，都要一视同仁。第二，既然新技术运用带来新风险，监管也要创新。面对数字金融，监管需要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实时监测监管。数字化监管非常重要。还有一种模式，英国针对金融创新有“监管沙箱”。即当监管机构无法研判金融机构申请的创新是否会引发严重风险和是否会带来更大好处时，监管就会限制金融机构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间内进行试点。如果在试点过程中，风险可控，效益突出，就会推广为一种普及的金融业务；反之，就会叫停。南方周末：你认为，数字化监管是否已落后于主体的实践？黄益平：监管落后于市场，是一种正常现象。监管无法预测市场创新，技术也不一定跟得上。但不能落后太多，因为金融业务不能放任自流，否则会有巨大风险。因此，创新之初，机构和监管合作很重要，这就是“监管沙箱”的价值。南方周末：谈起监管，还有另外一个困扰。金融科技公司更善于利用大数据精准获客和风控。但它们需要不断获取客户各种各样的数据。投诉也不少。这是不可避免的？黄益平：数据是数字金融一个基础性的要素，金融机构利用数据了解客户、管理风险，帮助解决了不少过去很难解决的问题。过去一些金融科技公司确实有不合规、不合法地搜集、分析数据的行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政策和规则。不过最近这些年，我国已经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以，你提到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从政策框架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政策的落实与问题的彻底消除，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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