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

邱泽奇 著

2024年1月

近日，邱泽奇教授编著的新书《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出版，以下为序言内容：

如果以万维网的诞生作为标志，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创新与应用至今也不过40余载的时间，可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却是根本的和透彻的。从宏观的国家治理、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到中观的政策演进、产业调整、社会流动，再到微观的意识形态、就业劳动、生活方式等，无一不因数字技术的渗透而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诸多变革中，这本小书选择了个体与社会关系领域的一个主题，我称之为“自我社会”（self-society）。

了解社会学的读者都知道，“个体”是社会学的概念，“自我”是心理学的概念。之所以用自我社会的说法，而不用个体社会，是为了避免误解。个体社会容易被误读为个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individualized society）是贝克（Ulrich Beck）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讨论社会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语境里的社会。观察过去百余年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以为，个体化社会是自我社会的前一个阶段。自我社会以个体社会为前提，即个体得先从社会独立出来（individual independence），可自我社会不是个体化社会，而是以独立个体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围绕着个体的社会。

说到这儿，了解社会学的人或许会有更大的疑问：不都说个体是社会性的、个体是围绕着社会的吗？怎么会反过来，说社会围绕着个体了？在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里，的确，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基础关系，传统社会学几乎所有的主题都有一个隐含假设：个体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社会是个体意义的所在。因此，在探讨个体与社会时几乎都在探讨社会对个体的影响，一如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指出的：对个体而言，社会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

历史地观察，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个体是围绕着社会的。在后面的章节里，读者也可以读到在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框架里个体如何才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个体有机会组织自我社会之前，个体的生产和生活都是社会赋予的，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社会定义的。从生到死，个体为了从社会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始终围绕着社会在转。出生时，社会赋予个体先赋性的社会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成长中，个体必须社会化，学习和接受社会的规则；长大成人了，个体得进入社会谋生、谋发展，工作、生活都是社会的；死了，社会还会给一段祭文或悼词，评价个体一辈子的得失。人的一辈子始终在围绕着社会谋求自我，当下的“卷”可以被理解为“谋求”的最新表现形态。

不过，进入数字时代以来，我们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所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社会已经或正在成为个体建构自我社会的资源，以个体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正在成为新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特征。如果读者对这样的转变在理论上还转不过弯来，那么，也应该熟悉一个现实的事实，那就是，流量已经成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评判标准之一，但流量不是社会赋予的，而是个体主动去组织起来的，“网红”的多样化正是个体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社会呈现。以个体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颠倒了曾经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它让个体而不是社会成为自我的中心，带来的不只是个体化意义上的个体从对社会的依赖中独立出来，而且是个体在围绕自我的理念主张和生命诉求，把世界社会作为资源池去建构自我的生产世界、生活世界、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

必须明确的是，以个体为中心建构自我社会的一个前提是连接泛在。连接泛在意指普遍存在的社会连接或社会关系。通俗地说，如果个体希望围绕自我来建构社会，前提就必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建立自我想要的社会关系，而要实现连接泛在，还需要一个前提，即技术赋能。

在社会发展中，技术始终在赋能人类的社会连接。从自然水路、乡间小路到城际公路、铁路，再到空中通路，人类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连接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从电报时代开始，连接技术开始摆脱物理连接的约束，人类由此进入电子时代，从电报到电话，从有线到无线，都是这一发展的见证。数字技术是人类连接技术的最新形态。

数字技术发展到赋予个体与世界上任意陌生人或对象实现连接的机会是一个历史进程。其中，人们对数字技术带来社会影响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早期对通信工具、数字游戏、在线学习、数字工作等主题的探讨，到如今对人工智能与人类意义的讨论等，不一而足。我对自我社会的思考也经历了从酝酿、零碎思考、图景拼凑到认知整合与逐步系统化的漫长过程，几乎伴随了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其中，学术界的探讨、业界的发展、自己的实践等都给了我刺激、启发和帮助。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写过一部畅销书《思考，快与慢》，被《纽约时报》评为2011年的年度十大好书。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成为畅销书似乎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一个可以顺手拈来的例子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2013年在法国出版了一部厚达900多页的图书，名为《21世纪资本论》，甫一问世，就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不同国家出版，年销量超过百万册。

我不知道卡尼曼著作的畅销与他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没有关系，但至少皮凯蒂著作的畅销是因为人们真的关心21世纪里资本的影响。我相信，卡尼曼著作的畅销，多多少少与他的讨论的确回答了人们的诸多疑问密切相关。不然，为什么其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的著作没那么畅销呢？

当然，我想说的不是获奖与畅销之间的联系，而是想指出，学者们对社会关注的议题理当倾注精力。尽管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对卡尼曼获奖有多种议论，可卡尼曼著作的畅销却说明人们的确关心人类的思考模式。卡尼曼认为，人类的思考模式有两种，他分别称其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就像大脑的自动反应模式，是快速、直觉和情绪化的；系统二则是缓慢、计划性强且依赖逻辑的。卡尼曼用两个系统来解释人们受规避损失、决策信心、框架效应影响的决策行为，以及如何在不同情况下产生不同的决策结果。

这本小书不是快思考的产出，也不是慢思考的后果，而是快慢交叠的点滴记录。触发这些思考与记录的则是诸多机遇。

2002年，第一波互联网泡沫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过去，春节期间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去了美国西海岸的硅谷调研。我们访问了旧金山湾区的大学、研究机构、初创中心、科技企业等20多家机构，以及50位左右的专家、学者、CEO、独立作家等 。我们看到了人类创造的第一个鼠标，也调研和观摩了直到现在依然火爆的在线学习（当时叫e-learning）。在咨询公司，我们调研了在线学习的不同模式；在大学，我们现场体验了异地同步课堂：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教室里，处于四个不同时区的学生线上线下共上一堂课，彼此可视可听，就像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

我们还访谈了一些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或作者。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访问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的场景。即便读者不了解莱茵戈尔德是谁，也一定知道“虚拟社区”的概念。莱茵戈尔德正是虚拟社区概念的提出者。我们访谈莱茵戈尔德时，他风头正劲，我们好不容易才约到了他的时间。我虽然记不得访问他时的具体地理位置，却清晰地记得在离海很近的一个山湾里有一个小镇，在小镇散布的房屋中有一幢不大的房子，在房子的10点钟方向，还有另一幢小木屋，那是他的书房。莱茵戈尔德在家门前迎接我们，却没有把我们带进他的客厅，而是直接把我们让进了他的书房。书房里显眼的不是满墙的书架，而是一台连着网络、至今还被奉为经典的台灯式苹果电脑。言谈中，他对乔布斯（Steve Jobs）作品的欣赏溢于言表。我们围坐在火炉边，除了我们提问之外，都是他在侃侃而谈，谈他对互联网的观察，谈他的写作。他在1993年出版的《虚拟社区：电子疆域的家园》中提出了至今仍在被使用的“虚拟社区”的概念。

或许是在线课堂体验给我了震撼，我进入快思考模式：如果数字连接不受时空约束，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约束人类的社会连接呢？作为概念的“连接泛在”可能在那时便播下了种子。或许是虚拟社区现象给了我启发，我也有慢思考的时刻：人们原本比邻而居，为何还对数字社交（那时叫虚拟社交）怀抱浓厚的兴趣？作为分析框架的“自我社会”在那时大概已在酝酿之中。

连接泛在是前提，自我社会是主题。一个是客观事实，一个是关系逻辑。数字技术提供了个体与世界社会进行连接的可能性，个体展开行动、与世界社会实现连接，进而建构自我社会。两者是一件事物的两面，同时汇集着人的行动与行动带来的社会事实。在过去30年里，我偶尔想起自我社会，也间断地思考连接泛在，写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却始终没有形成可以言说的整体叙事逻辑。让这个主题渐渐清晰起来的是一些别的刺激与推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刺激来自“群体性孤独”引起的社会躁动。

在第一波互联网泡沫快被人遗忘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特克尔（Sherry Turkle）用一部专著《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向社会发出了灵魂拷问。她的言下之意是，互联网（那时，人们还很少用“数字技术”的概念）不只是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泡沫，还给人类带来了情感（或许是精神）泡沫。

书甫一出版，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议，不仅特克尔随之成为美国各大媒体的嘉宾，其著作也很快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的版本在不同国家出版。中文版于2014 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当年的畅销书，“群体性孤独”还成为当时热议的社会话题。如果我记忆准确，某互联网大厂随后还组织了多场专题讨论，聚焦被互联网连接和缠绕的个体的身心感受，并将人们应接不暇的信息轰炸称为“过载”。

特克尔的著作看似应景之作，实则是她学术发展的必然。她在2021年出版的自传体著作《移情日记：回忆录》中用自己的视角解释了她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心路历程。粗略地说，她197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联合博士学位后曾经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有过犹疑。比如，1978年她出版的《精神分析政治学：雅克·拉康和弗洛伊德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似乎是在追随传统议题。在经历了六年的沉寂之后，1984年她出版了《第二自我：计算机与人类精神》，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果然，在这部著作之后，特克尔对研究主题不再犹疑，她聚焦数字技术对人类心灵的影响。立场和观点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数字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警醒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要了解其带来的坏处。

关注数字技术对人类心灵的影响，是特克尔后来进行学术深耕的领域。这一方面与特克尔接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在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集中，主题最为丰富的正是“精神”。《第二自我》讨论人类精神，也为她后来的学术活动铺垫了广阔的主题空间。不过即使在当时，“精神”作为研究主题依然太大，还需要进一步收敛。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克尔才进一步将研究主题收敛到了“心灵”。无论在社会学还是心理学领域，心灵都是人类精神的一个子集。另一方面，特克尔当年的学术敏感性与对主题追寻的执着也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其实，藏在敏感与执着后面的还有巨大的学术风险。假设数字技术像其他工业技术一样没有给人类心灵带来普遍且深刻的影响，便很难在社会层次上引起人类心灵的波动与变化。如果观察不到人类心灵的波动与变化，她根本不会有机会去展开对数字技术与心灵变迁的探讨。凑巧的是，数字技术不是对其他工业技术的简单继替，而是一场比工业革命的影响更广、更深的技术革命 ，对人类心灵产生了且仍在产生普遍、深刻且多样化的影响。特克尔的敏锐让她抓住了人类心灵波动与变化的历史时机，她的执着又让她对作为研究主题的心灵有了独特的发现。需要说明的是，众多文献包括我之前的著述都认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三次革命可以被称为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第三次是信息革命（即数字技术革命）。数字技术不是工业技术的直接延伸和发展，而是另一场技术革命，是一场比前两次技术革命影响更加深远的技术革命。

事实上，特克尔的学术生涯伴随着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发展，只是她的关注点集中在心灵主题。1975年1月，美国《大众电子》杂志刊出了一篇MITS公司介绍其Altair 8800计算机的文章，并把Altair 8800的图片刊登在杂志封面上，这标志着个人计算机的问世。不到10年，特克尔出版《第二自我》，在计算机与人类精神之间建立了关联。1969年美国国防部资助建立阿帕网（ARPANET），1983年阿帕网裂变为民用和军用两部分，1991年互联网上第一个浏览器诞生，1993年万花筒（Mosaic）浏览器进入社会化应用，在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之后，互联网（Internet）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1995年，特克尔出版《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身份认同》。此后，互联网领域没有大事发生，特克尔虽依旧勤奋，出版了四部著作，且还执着于“心灵”“内在”等主题，却没有在社会上甚至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多少关注，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移动终端的普及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数字技术影响社会的飓风口。就社会连接而言，1973年世界上第一部移动电话通话成功，似乎预示着即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遗憾的是，直到21世纪前，移动电话只是渐进式地开发出了通话、游戏、短信等功能，依然没有突破双边通信。可随后的发展不仅是快速的，还是剧烈的，它让移动电话变身为个人终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不断地纳入移动终端，让移动终端变身为人类智能的一部分。移动终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大众化给社会连接带来的显见影响是“低头一族”初见端倪，其中蕴含的则是人类交往方式、交往范围、交往逻辑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人们一面兴奋地体验着移动终端技术与设备带来的新奇与便利，另一方面也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投身其中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群体性孤独》无疑是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答卷。像卡尼曼和皮凯蒂的书一样，特克尔的书出版于人们迫切希望了解数字技术对社会连接影响的时点。

自从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连接技术诞生以来，移动终端才真正为社会交往实现连接泛在提供了技术能力。在每一个节点（人和物）之间实现连接泛在是有理论依据的。从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送信实验到近些年学者们对人际网络自然属性的数理论证，几十年的科学探讨都表明，人与人之间存在建立社会关系的短路径，即俗称的六度分隔。而数字技术为陌生人之间实现连接泛在提供了可实践的技术能力，其实，不只是在陌生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万事万物之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人们的连接范围的确越来越广泛，连接层次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有一种世界尽在自我掌握之中的体验与感受。随着人类交往行动的变革，社会交往逻辑也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低头一族”只是连接泛在所带来的交往逻辑变革的一种可见表现形态而已。

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初期，《群体性孤独》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如智能手机、数字媒体和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人们对虚拟世界更感兴趣，从而忽视了真实世界的、身体同场的社会关系。特克尔认为，进一步可观察的后果是人们尽管保持着与他人的联系，其交往却是浅层的、缺乏深刻情感的，也鲜有真实的互动。人们从在线联系中感受到的不是关爱和亲近，而是孤独和隔离。还有，一方面，面对面交流的缺乏或缺失降低了人们表达情感的能力；另一方面，虚构身份还可能导致人们与自己的真实感觉和情感分离。

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特克尔对数字技术给社会交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担忧的。在担忧之外，她还努力为群体性孤独提供解药。特克尔于2015年出版的《重拾交谈：走出永远在线的孤独》便是为群体性孤独提供的一剂解药。她在《重拾交谈》中指出，面对面交谈才是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正确方式。在这部著作里，她还第一次运用了“数字时代”的概念。与《群体性孤独》一样，这本书也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的版本（中文版于2017年出版）。与《群体性孤独》出版的境遇不同，这一次，虽然《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于2015年9月发表了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为《重拾交谈》写的长篇书评，可它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似乎远不如《群体性孤独》时热烈。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中国，其中文版的出版也并没有在国内引起多大的议论。

用大量的篇幅叙述特克尔的学术生涯与著述，其实我想说明的是：一方面，连接泛在带来的社会影响的确是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主题；另一方面，特克尔归纳的群体性孤独无疑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促使我更系统地思考连接泛在影响的本质。之所以说是“促使我”，是因为我对特克尔的解释并不满意。她接受过社会学的训练，理当知道在一个普遍社会现象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支持社会现象的普遍化的社会逻辑。通俗地说，“低头一族”的存在一定有科学家们没有揭示出来的理由。学者的责任不是直接对现象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应该优先揭示现象背后的人们行动的社会逻辑。遗憾的是，特克尔的出发点发生了偏误，她依据人们曾经正常的社会交往模式而把“低头一族”的行为判断为病态，进而直接从群体性孤独作为社会事实出发探讨导致病态的社会原因，而不是优先探讨人们沉浸于数字世界是否带来的是群体性孤独。或许是直觉到了我认为的特克尔对群体性孤独论证的假设谬误，才加快了我对自我社会的系统性思考。之所以说是系统性思考，不只是因为我对数字技术有兴趣，也因为我目睹了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还因为我一直工作在这一研究领域。

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我的思考，请允许我借用普伦斯基（Marc Prensky）对互联网用户类型的区分。21世纪初，普伦斯基在《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一文中将当时的数字技术用户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一出生就接触数字技术的用户，另一类是在数字技术迈向大众之后才开始接触数字技术的用户。前者他称之为“数字原住民”，后者他称之为“数字移民”。据此，我算是数字移民。

与其他数字移民略有不同的是，从互联网技术引入中国以来，我一直身浸其中，是伴随数字技术发展的数字移民。199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开通至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高速计算机通信专线，同时开通了150多个电子邮件账户。机缘巧合，我因为参与了一个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国际环境与发展高级培训项目，即Leadership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而代表项目组获取了其中一个电子邮件账户，在中国，我也算是早期接触互联网的人。1997年中国互联网兴起商业热潮，我还申请了一个电话拨入账号。此后，从电话拨号、ADSL、局域网接入到高速光纤接入，从模拟手机、数字手机的2G、2.5G、3G、4G到当前的5G，我一直追踪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不断反思数字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逻辑。

除了使用数字技术，我也研究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2000年前后，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 技术被引入中国，我研究数字技术（当时叫信息技术）与组织变迁的关系。我们先后在青岛啤酒、一汽轿车、长虹电器、马鞍山钢铁等大型企业调研ERP与企业组织变迁的关系。随后，当数字技术向社会渗透、平台企业崛起，我又进一步探讨数字技术在更广的范围里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研究电商平台和电商卖家、电商技术扩散与乡村社会发展、数字技术平台与社会治理、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尽管研究的对象在变、范围在扩展，主题却始终未变，我关注的一直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仅就研究对象而言，我关注的与特克尔的不同。她聚焦于人的心灵，我关注的对象和范围则更加广泛，尤其关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对人们生计的影响，即使在研究ERP与组织变迁时，我关注的变量也包括数字技术对人力资源的替代和受组织结构变化影响的多主体权利关系变迁。如果说特克尔在心灵层次关注人的福祉，我则是在生计层次关注人的福祉。

群体性孤独主题的出现的确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一方面它让我对自己的关注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也让我有机会把与心灵相关的观察串联起来。在我的观察中，数字技术赋能的连接泛在的确给社会带来了可见的变化，世界范围内的“低头一族”现象正是经常被引用的事实。在中国，我们还观察到更加极端的场景：在除夕夜的家庭团年饭饭桌上，除了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和小孩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抱着智能手机。一家人的团年饭一年一次，一个人的手机却可随时拾起。即便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可在家庭团年的饭桌上人们还是放不下手机。这似乎证明了生活在手机里比生活在家庭中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当读到群体性孤独时，凭借学术直觉，我问自己的问题是：一个在世界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怎么可以被简单地诊断为需要矫正的社会病态呢？我认为，它的背后一定有更加本质的问题。以除夕夜的家庭团年饭为例，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生活在身体同场的家庭里是人所必需的吗？如果把问题略作推广，把身体同场的家庭推及身体同场的其他群体，假设曾经的身体同场的社会连接或交往是人们常见的，进一步的追问可以是：生活在身体同场的群体里是人所必需的吗？换句话说，假定人是群体性的，那么，群体性是不是只有身体同场一种形态？如果答案为“否”，那便意味着还存在其他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形态，群体性孤独不过是把强调身体同场的部分人的自我体验或主张投射为社会关注而已。如果答案为“是”，则群体性孤独真切地说出了人们有体验却没有说出来的社会事实，特克尔的判断也言之成理，即的确存在因身体同场缺失而带来的群体性孤独。进一步的问题还可以是：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是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通俗地问：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如果是生物性的，那就是天性，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是社会性的，那就是社会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基于这些问题再读《群体性孤独》和《重拾交谈》，我们会有新的发现。如果说人的群体性是一个共识，是学术界和社会的共识，那么，在特克尔那里，身体同场的群体性被设定为人的自然属性、生物性、天性，而不是社会属性、社会性，不是被社会环境形塑的特征。据此展开的逻辑是，脱离身体同场的群体性会让人产生孤独感和隔离感，会制造社会的病态。疗愈的方案自然是让人们回到曾经的正常，回到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我的问题是：既然身体同场的群体性是人的天性，人们怎么可能忽视一家人在团年饭饭桌上的群体性而只顾着看手机？日积月累的观察促使我不得不澄清，即使我们接受社会共识而认为人的群体性是人的天性，也同意说人的孤独感和隔离感是一种病态，依然需要弄清楚在这顺畅的逻辑背后似乎还隐藏着的更为本质的疑问，如：人的群体性必须是身体同场的，还是说有其他形态如数字同场的？为什么身体同场的交谈是交谈，而数字交谈如手机里的交谈就不是交谈？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正面阐述，才能让我们确认孤独感和隔离感是不是因为缺少身体同场的群体性。

在《群体性孤独》出版后的社会热议之中，一些学者也表达了相似或不同的观点。卡尔（Nicholas Carr）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中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导致浅层思考和注意力分散。海德特（Jonathan Haidt）和特文格（Jean M. Twenge）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让青少年远离智能手机，因为在他们看来，数字社交与抑郁情绪紧密相关，数字社交对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一些人持相似观点的同时，也有人观察到了数字技术与人类精神在社交领域的另外一面。舍基（Clay Shirky）在《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中认为，连接泛在是一种组织力量，是一种社会参与的网络，还是一种集体智慧。博伊德（danah boyd）在《这很复杂：联网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中认为，如今的青少年正是借助连接泛在进行社交和自我表达，网络为青少年提供了宝贵的社交空间，补充而非替代了现实社会里的互动。针对社会普遍担忧的网络游戏，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极速传染：打造上瘾型产品的4种思维》中甚至认为，复杂游戏实际上可以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的社会化水平。福格（Brain J. Fogg）在《有说服力的技术：利用计算机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中直言，数字技术正在帮助人们建立好习惯、增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

不断出现的各种讨论当然刺激和启发了我对连接泛在与自我社会的思考，尤其是在双方的争论相持不下的时候，更加激发了我从其他路径去思考更本质的问题，譬如博伊德、约翰逊、福格的讨论让我思考面对面交谈是某些人的习惯，还是整个人类的必需，等等。

当然，数字技术带给人类的影响没有终结，甚至尚未告一段落。从个人计算机、计算机网络、人际网络到万物互联，数字技术的一切都还在快速发展中。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观察、观点，原本正常、无可厚非，但把发展中的现象放在更加长远的历史和更加广泛的事实里，对理解现象的本质是重要的，也是学术之于社会的应有之义。我以为，作为技术的一类，即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GC）技术已经可以模拟人类的思考、与人类进行交谈，但数字技术依然还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即使已经触发了社会对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威胁的警觉——近期在英国布莱切利庄园（Bletchley Park）召开的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还发布了《布莱切利宣言》（Bletchley Declaration），也还是需要理解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本质。唯如此，我们才不会被纷繁复杂的现象所迷惑，才能认识到在人类身上呈现的不是技术的后果，而是人类创新和运用技术的后果。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所刻画的，不是数字技术之于人类的必然后果，而可能只是给部分人带来的后果；而给另一部分人带来的，可能还有如凯斯（Amber Case）在《交互的未来：物联网时代设计原则》中阐述的，如增加人类社会的经验，而不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即使我们承认面对面交谈是重要的，一如平克（Susan Pinker）在《村落效应：为什么在线时代，我们必须面对面重新连接？》中明确指出的，连接泛在对人类的健康与快乐而言也具有重要且正向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普遍发展着的社会事实：人们花在数字交谈上的时间、精力和其他资源越来越多，人们对自我组织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关系越来越重视，个体的价值和意义甚至越来越多地体现于自我社会，且通过自我社会在影响大众社会。

汇集日积月累的零散观察与思考，我认为，要探索连接泛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须得选择一个底层且本质的入手点位。特克尔选择人类精神进而聚焦人类心灵无疑是敏锐的。《庄子·田子方》有：“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灵是人类存在的一切理由之所在。孤独感和隔离感的确是人类健康与快乐的对立面，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学里对此早有探讨；熟悉社会学的人都知道，涂尔干的《自杀论》也认为社会联系的缺失可能导致孤独感进而导致自杀；熟悉心理学的人都知道卡乔波（John Cacioppo）等人的心理学著作里将孤独感与心理健康紧密关联。问题是：人类心灵的健康与快乐究竟跟哪些因素有关呢？人类心灵的亚健康或不快乐是否只是因为缺乏深度交谈？如果是，进一步的问题还有：深度交谈是否只能在身体同场的场景实现？

到这里，连接泛在与自我社会涉及的问题逐步变得清晰。如果从底层铺陈开来，我们可以把之前提出的问题捋一捋：群体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吗？如果是，数字连接是实现群体性的可选路径吗？如果是，人们又如何基于数字社交重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呢？由此带来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与传统的基于身体同场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有怎样的不同？

面对上述四个问题，我相信读者与我有同样的感受：每一个问题都是灵魂拷问。的确，每一个问题都是基础的、理论的。只是，每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时，都会想起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的教导：学术的目的不是用老百姓的实践说老百姓听不懂的话，而是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说老百姓不曾明白的道理。这本小书算是对先生教导的再一次实践。

在进入讨论之前，特克尔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我认为，群体性孤独与其说是刻画了数字技术给人类心灵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如说是呈现了一部分人在数字社交中的焦虑。其中，最大的假设谬误可能是把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完全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我相信，真正身处数字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人都能体验到，虚拟世界也是人的世界，也已经是实体世界的一部分。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合璧才是完整的人类世界。

基于对数实一体社会的假定，我接受利伯曼（Matthew D. Lieberman）在《社交天性：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中的结论，认同人的群体性具有自然属性。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路径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身体同场只是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一种路径，而不是唯一路径。这本小书聚焦的是上述四个问题中的第三个，即人们如何基于数字社交重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们正在实践的数字社交或许是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下一条路径。人们运用数字技术围绕自我主张和诉求建构社会关系的后果，正是我所称的自我社会的图景。对第三个问题的讨论也可以被理解为建构自我社会的实践。

必须说明的是，“自我社会”还受到了我老师“差序格局”论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讨论“差序格局”时有一个比较。他认为在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好像是一捆柴，每一根都属于一定的把、扎、捆，条理清楚，呈团体状态，他称之为“团体格局”。然而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以这个石头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表示社会关系的亲疏，他称之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人们运用的规范和伦理并非统一且普遍适用的，而会因关系远近不同，适用不同的标准，使人们更乐于遵从富有弹性的习惯法，而非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准则，这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权力结构、国家职能、礼仪秩序、经济体系、社会稳定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差序格局不仅刻画了家庭或小团体的关系，还被扩展到整个社会，影响着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而我所谓受“差序格局”的影响是指形式上的，它告诉我，或许人的群体性在本质上就是自我社会的，只是在连接泛在之前，人们没有机会在世界社会范围内实践而已，是数字技术赋能的连接泛在为愿意实践的人们提供了机会，且成了一种必然趋势，进而让“低头一族”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第一章讨论关系、自我与心灵。我以为特克尔的焦点是准确的，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最终都体现为心灵体验与感受。社会之于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亦如此。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在理论层面探讨关系与自我感知、自我感知与心灵体验，进一步推演到心灵体验和人与社会的交流，转而分析影响交流的因素即媒介，希望借此化繁为简地回答上述四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即数字社交也是满足人类群体性需求的有效路径，这也含蓄地表示，数字社交是一个不可逆的社会过程，是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也是自我社会的逻辑起点。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没有因循常见的逻辑树模式，而是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类型化为数字家庭关系、数字朋友关系、数字工作关系和数字生活关系。我以为，四类关系覆盖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整体。人的一辈子处理的无非就是这四类关系。在每一类关系的探讨中，我没有采用完备性原则，而是关注了典型性，在每一类关系中选取了四个典型场景。我以为，数字技术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还在进展中，现在还不是运用完备性原则的有效时机。在数字社会多样化的时代，几个典型场景当然是不够的。不过，我的目标也不是追求典型案例的完备性，而是希望以典型场景分析为例，为读者提供自己可以进行分析的方法。为此，这本小书在叙述上还采用了案例加议论的模式。简单地说，对四类关系的探讨，分别由四个案例加对案例的理论分析构成。为了对每一类关系的重构进行整体性探讨，每一章的最后一节还试图对关系重构带来的本质变革进行把握。

啰啰唆唆写这么长，我想说明的是，对这本小书，我不仅思考的时间缓慢绵长，写作的过程也拖拖拉拉。我记得有一次和微信团队的朋友们闲聊，说起我对自我社会的思考，向他们闲话几句我的观察，朋友们的反应非常热烈，说他们对我聊的现象感同身受，鼓励我把它写出来，那应该是在很多年前一个冬日的聚会上。为了让我写出来，朋友们还专门“派”他们的一名同事帮助我，书中的案例正是她的杰作。虽然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也获得了难得的案例，甚至还有专人督促我，可进展依然不定，我总是写写停停，每次重新拿起笔都意味着一次思维重启。导致磕磕绊绊的原因，我想，除了理想（想写满意了）与现实（总觉得能力不够）的冲突，还有时间的零碎性。教学、课题、管理，总是有意外的事情打断我计划好的写作工作。幸运的是，总算是写出来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诚地说，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这本书应该还在快思考与慢思考的交替中徘徊。为此，我不仅要感谢我的这些朋友，还要特别感谢案例的提供者。是他们的支持与帮助，让我零零散散的思考有了系统化的机会，也有了与读者们交流的可能。

我还想解释为什么这本小书没有遵循当下学术著作的“八股”。其中的一个“越轨”是，我没有在涉及过往知识的引用中列出长长的参考文献清单，取代清单的是在文本叙述中明确地给出著作者的姓名和观点。我相信这么处理可以尽量让表述保持连贯，同时也尊重每一位学者的贡献。在人工智能进入学术研究且有了针对学术研究的专用人工智能（如AI for Science）的时代，感兴趣的人很容易运用与人工智能的“聊天”获得参考文献或检验书中的引用。

当然，我要特别感谢编辑和出版机构。出版《中国人的习惯》是我跟武岳的第一次合作，之前我没有和她合作过。在那次合作中，我感受到了她在严谨之中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学习心态。我是一个严谨做学问的人，却不是在写作形式上特别守规矩的人。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老师费孝通先生（在写作形式上，他也不是守规矩的人）的教导，另一方面，我始终认为，书写出来是给人读的，既然是给人读，就得说人话。为了说人话，有时候便不得不突破一些我认为看似严谨本质上却是藩篱的规矩。面对我这样的作者，编辑是头疼的。需要遍查文献不说，还需要把一些“人话”放到学术表述中去比对。我相信，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儿。可是，在编辑《中国人的习惯》时，武岳尽力做到了。这本小书同样“野性”，武岳倾注了最大的心力让成书文字尽量符合规范。谨此，我希望表达对武岳编辑的真诚敬意和感谢。武岳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社有她这样的编辑，还能够容忍我这样的作者，让我从心底涌出许多感动，我认为，出版社的出版活动完美地诠释了北京大学的学术精神。请允许我对编辑和出版机构再次表达诚挚的谢意。

最后，文责自负。写这样一篇长的自序，只是希望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本小书的用心。至于是否可以达成目标，只能留给读者去评说了。

邱泽奇

草就于西南之旅途中

2023年11月

目录

编著者简介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曾任中国社会学会技术社会学专业委民会理事长、计算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创立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曾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等。长期专注于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研究，出版《中国人的习惯》《社会学是什么》《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等著作，发表《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从数宇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等百余篇论文。

文章来源：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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