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陈佳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李云仲
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博士后
黄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摘 要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金融强国建设可以从优化资源配置、驱动创新发展、保障金融安全、深化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径包括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长效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以及构建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协同机制。
一、引言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效与可持续性。“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将金融工作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部署明确了金融强国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推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的协同发展，全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些要求和举措为我国金融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学术界围绕金融强国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基本内涵、国际经验、制约短板和实现路径上。在金融强国的内涵要义方面，有学者提出，金融强国不仅要具备强大的金融市场、货币体系、金融机构和监管能力，还要具备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国际金融影响力，金融强国的核心要义就是金融领导强、金融实力强、金融服务强、金融供给强、金融监管强、金融开放强、金融安全强。在金融强国建设的国际经验方面，有学者对比了美国、英国等成熟经济体的金融强国建设路径，指出金融强国建设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还要基于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强大的金融国际影响力和核心金融要素。目前，我国金融强国建设已经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但还存在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金融市场现代化程度低、金融国际影响力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挑战，学者们提出了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健全金融监管框架等多种优化路径。尽管学术界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尚未充分挖掘中国特有的发展背景和战略机遇如何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还有待深入研究。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视角，系统阐释了现代化进程中金融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当前，理论界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鲜有学者探讨金融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关系。本文从优化资源配置、驱动创新发展、保障金融安全、促进开放合作等方面切入，梳理金融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联系。第二，拓展了金融强国建设研究的理论视野。现有研究尚未从宏观现代化目标的高度来审视金融强国建设的价值意义，本文将金融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剖析了金融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高度契合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金融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第三，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相协同等维度，提出金融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金融体系现代化改革提供学理支撑。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强国建设的基本内涵
2024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由此可见，金融强国建设不仅是国家经济与金融体系能力的提升，更是多维度的战略目标。对此，可以从三个关键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其一，从国内支撑性角度来看，金融强国必须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和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其二，从国际竞争力角度来看，金融强国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其三，从金融治理能力角度来看，金融强国建设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一）国内支撑性：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效率
金融强国的核心内涵首先体现在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效率上。要实现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必须在结构完善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中不断推动创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在这一过程中，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队伍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
第一，强大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微观基础。金融机构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其规模和资本实力上，更体现在其高效运作和创新能力上。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强大，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全面高效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强大的金融体系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包括从传统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到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拥有一个结构完整、功能多样的金融市场。这些不同层次的市场互为补充、协同作用，可以极大提升资本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在促进创新、支持企业成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动力。金融强国建设需要大量具备创新思维和技术能力的金融人才，尤其是金融科技领域的人才。2023年，美国金融业从业人数达673.8万人，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为4.28%；英国金融业从业人数达109.9万人，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为3.62%；而中国金融业从业人数为692.4万人，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为0.9%。这一比例与美国和英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二）国际竞争力：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
从国际层面来看，金融强国不仅要具备强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还需要加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体而言，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两个核心要素：强大的货币体系和中央银行，具有全球引领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货币体系与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支柱，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而国际金融中心则是金融力量的放大器，是资本流动、创新引领与金融市场定价的核心所在。通过这两者的协同作用，金融强国能够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占据一席之地，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
第一，强大的货币体系和中央银行是提升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关键支柱。在全球化的金融环境中，强大的货币体系不仅是国家经济稳定的基础，也是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前提。强大的货币体系需要具备稳定的货币价值、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以及广泛的国际接受度。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要通过灵活的货币政策应对国内外经济波动，还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国际化战略提升本国货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经验表明，成功的货币体系和央行运作能够显著提升国家的国际金融竞争力。以欧元区为例，欧元的推出和欧洲央行的有效运作，为欧元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支付货币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欧元区的建设过程中，欧洲央行通过积极的政策创新推动了欧元的国际化，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期间，欧洲央行运用大量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确保了欧元的全球地位和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尽管中国金融市场不断扩展，但与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人民币的流动性、资本市场的深度以及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独立性仍需进一步提升，以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任。
第二，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实力和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标准。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资本流动的核心，还代表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创新引领力和经济调控能力。这种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可以大大提升国家金融实力，巩固国家的全球竞争力。目前，中国上海等城市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但与纽约、伦敦相比，仍需要加强全球资本配置与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与储备中的地位。
（三）金融治理能力：风险防控与监管现代化
金融强国还需要有强大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金融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
第一，强大的监管体系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有力保障。随着科技进步与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监管手段往往依赖于静态的规则和框架，而如今的金融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动态、多变的阶段。金融产品的创新、资本流动的加速以及全球经济的复杂性，都使得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系统性风险愈加突出。为此，金融强国必须具备能够应对这些复杂局面的现代化监管体系。
第二，强大的金融监管不仅需要关注国内市场，更需要具有全球化视野。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加深，单一国家的监管体系在应对跨境金融风险时已显得力不从心。金融危机往往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但其后果往往会蔓延至全球市场。因此，金融强国建设必须具备全球化的监管视野，不仅要强化国内监管能力，还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提升跨国监管协调能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监管标准与机制的优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如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等，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强国建设既是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有力支撑。一方面，金融强国建设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驱动创新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发展动能；另一方面，金融强国建设通过保障金融安全和深化开放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一）金融强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传统金融模式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覆盖不均等问题，已成为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因此，亟须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优化金融产品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金融强国建设通过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方案。根据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强国建设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市场体系，以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有助于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并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状相匹配。例如，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提高信息搜集与匹配的效率，使更多人和不同人群都能够享受到精准便捷的现代金融服务；发展供应链金融有利于优化产业链上下游的资金流转模式，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第二，金融强国建设通过优化金融产品体系和服务模式，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根据金融包容性理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使用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收入不平等。金融强国建设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创新金融供给、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等方式，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金融支持。例如，通过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多样化的财富管理产品，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选择，助力财富积累；普惠性的养老金融产品，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养老保障。这些措施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金融强国建设通过发展绿色金融，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绿色金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工具，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基金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低碳经济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根据《2023年中国可持续债券市场报告》，中国绿色债券发行连续两年位居全球首位。2023年，中国在境内及离岸市场共发行0.94万亿元人民币（约1312.5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其中符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定义的发行量为0.6万亿元人民币（约835亿美元），远超德国和英国，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绿色债券市场领军者的地位。在保持全球领先的绿色债券发行的同时，中国的绿色金融政策也在不断深化与完善。2024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强化了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金融机构应利用绿色金融或转型金融标准，加大对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信贷支持。《意见》在政策协调方面也鼓励设立绿色与转型基金（如碳达峰碳中和基金），强调要发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引领作用。此外，清洁能源、煤炭清洁利用、清洁运输等依然是重点支持领域。《意见》还强调金融资源应向环保绩效较高的企业倾斜，并完善企业环保绩效评价体系，以推动行业低碳转型。通过这些创新性金融工具和金融政策，资金被有效引导至绿色环保领域，不仅推动了经济的绿色转型，也为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关键支撑。
（二）金融强国建设驱动创新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核心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进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是金融强国建设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目前，我国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金融资源与科技创新的需求匹配度较低，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和初创公司在融资过程中面临信息不对称、融资渠道单一、风险资本不足等问题。特别是在科技企业早期阶段，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贷款审核标准往往不适应这些企业的特点，导致其融资难度大大增加。这些问题亟待通过金融强国建设加以破解，从而为科技创新提供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第一，金融强国建设通过支持科技创新，提高创新发展成果共享水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金融创新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桥梁，完善的金融体系能为科技创新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支持，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剂。金融强国建设通过完善风险投资体系、推广创新融资模式，可以显著提高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能力。例如，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已经成为初创企业获取早期资金的重要来源。有研究表明，发展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估值。针对科技企业缺少抵押品的问题，全国各地相继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风险补偿政策，通过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普及度和覆盖面，盘活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助推科技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二，金融强国建设通过推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精准度。金融创新不仅表现为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还体现在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提升上。例如，供应链金融通过引入新的利益相关方，可以优化产业链上下游的资金流转，降低供应链相关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竞争能力。信息不对称问题一直是影响金融市场效率的关键因素，传统的信贷模式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难以刻画信用肖像，风险溢价导致融资成本较高。金融科技的兴起，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的交易信息，精准描绘借款人或企业的信用状况，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融资风险，减少“信贷配给”问题。同时，金融科技可以对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具有更高效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能够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及时预警，从而大幅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这些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作为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内容，可以增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推动金融服务的精准化与智能化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金融强国建设保障金融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环境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基础之一。习近平明确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已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体系稳定、货币政策有效性等问题，还涉及网络安全、数据隐私保护、跨国资本流动控制等新型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进而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在此背景下，金融强国建设必须更加注重金融安全体系建设，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实施动态、精准的监管，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国家金融稳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环境。
第一，金融强国建设通过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监管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金融监管的核心保障。我国的金融监管曾面临体制机制不完善、政策执行不协调的困难。金融强国建设通过优化顶层设计，确保对金融市场的全覆盖、全方位监控。在中央金融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各金融监管部门通过强化政策衔接和跨部门沟通，能够成功避免监管盲区和监管套利。这种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制，紧贴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紧贴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能够保障政策执行的连贯性，还能够提高国家对金融风险的前瞻性识别能力和应对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持。
第二，金融强国建设通过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着力构建长效风险应对机制。目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繁，国内经济转型加速，金融风险点也日益增多。面对这些挑战，金融强国建设着力构建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风险防控机制。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旨在识别、预防和减轻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不出现大规模崩溃；微观审慎监管则侧重于个体金融机构的健康和稳健性，确保各机构在符合市场规则和政策的框架内运作。两者的结合能够从整体和局部两个层面共同应对金融市场的各类风险。例如，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不仅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防范系统性风险，还需要微观审慎监管来确保这些机构的健康经营。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的资本要求、风险管理标准以及恢复与处置计划的制定，既控制了单个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又防止了其风险外溢至整个金融体系。此外，在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领域，通过专门的宏观审慎工具对高杠杆和地方债务扩张的现象进行监控和预警，可以实现这些领域潜在风险的早暴露、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
第三，金融强国建设通过强化金融监管的前瞻性和精准性，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随着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金融创新成为市场活力的核心驱动力。与此同时，金融风险的形式和来源也更加复杂多变。金融强国建设注重提升监管的前瞻性和精准性，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实时监控与精准预判。例如，在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平台崛起的背景下，监管机构通过动态调整政策，既为金融创新提供适度的政策空间，又有效防范金融科技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这种“宽严相济”的监管方式，既可以保障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也为金融创新持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持。
（四）金融强国建设深化开放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广阔空间
深化金融开放合作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推动中国金融业与全球市场的融合，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当前，中国在金融开放合作的过程中面临一些挑战。例如，虽然人民币已成为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但从总体上看，人民币业务国际化水平仍较低，国际使用程度较弱，国际货币功能较为有限，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较少。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必须加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全球竞争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一，金融开放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吸引国际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金融开放可以扩大外资准入范围，使更多的国际资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这不仅可以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也使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国际化和多元化。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为国内市场带来更多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外资与内资的良性竞争机制，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助力中国提升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仅增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使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赢得了更多话语权。例如，人民币成功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进一步提升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时，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推广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拓展了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使用广度，为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向世界提供了便利。
第三，深化国际金融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金融强国建设通过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例如，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不仅为跨境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支付工具，而且增强了中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地位。此外，中国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绿色能源、低碳技术项目上的融资支持，涵盖了从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到绿色债券发行的多个领域。这些举措不仅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绿色发展目标，而且巩固了中国在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领导地位。通过这些多边合作，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开放与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更加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强国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长效机制，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动力
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长效机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体系，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全面、精准的金融支持，有效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一，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金融是支持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其关键作用在于通过金融创新为科技企业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能。既有的成功经验显示，风险资本和创业投资制度在推动高科技企业成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和创业投资汇聚了金融机构、保险基金、社保基金等，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现代投资机制，帮助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迅速成长壮大，如成功孵化出诸如微软、苹果、惠普、雅虎等著名企业，形成最具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中国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完善科创板和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为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在间接融资渠道上，国有资本和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科技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国有银行应该通过金融创新开发符合科技企业需求的专项金融服务，支持高精尖技术的发展，比如针对创新企业的特征，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科技保险等金融产品的创新，满足科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在此过程中，应加强风险防控，确保科技金融的稳健发展，避免过度投机和资金浪费。
第二，积极布局绿色金融，推动生态环境改善和实体经济增长协同共生。其一，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欧盟在2018年发布的《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为绿色金融的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框架，推行了绿色分类、绿色金融工具和企业信息披露等重要举措。我国可以以此为借鉴，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进一步规范市场运作，确保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其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绿色产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发达国家的绿色债券市场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绿色债券作为一种融资工具，成功地为绿色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如绿色住宅抵押贷款和绿色商业建筑贷款等，推动了绿色建筑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投资。我国可以借鉴这种做法，进一步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如绿色租赁、绿色股票等，拓宽绿色产业的融资渠道。其三，健全绿色金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英国通过降低绿色金融资产的风险权重、提供绿色债券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有效激励金融机构积极投入绿色项目；欧盟的绿色债券标准和碳市场也通过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等政策，推动资金向绿色产业流动。我国也可以借鉴这些经验，通过适度的政策激励，减少绿色金融项目的融资门槛，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第三，深化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金融工具，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普惠金融不仅能够促进小微企业的成长，还能够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然而，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仍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方面。尽管普惠金融的产品逐渐多样化，但贷款利率普遍偏高依然是用户对普惠金融产品不满意的首要因素，其次是担保、抵押品要求偏严格，普惠金融在实现“普惠”目标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鉴于此，可以借鉴巴西的成功经验，推动金融服务覆盖更多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巴西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为小微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并附加创业支持服务，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门槛，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高风险的经济领域，如农村地区和新兴产业领域，低息贷款能够显著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帮助它们度过初创阶段，拓宽发展空间。然而，低息贷款虽然能够减轻企业的负担，但也存在融资风险较高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不稳定或高风险的区域。结合巴西的经验，我国可以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特别是面向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同时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如信用担保基金和政府风险补偿计划。这一机制不仅能够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顾虑，还能够推动资金更多地流向普惠金融服务较为薄弱的领域。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既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扩大融资渠道的可达性，又能够通过政府担保的手段有效化解风险，确保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小微企业和农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第四，发展养老金融，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养老金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民生需要的重要金融领域。要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金、商业养老保险等产品，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同时，应推动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例如，德国自1957年起便专门为农村地区设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并于1995年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框架。德国又通过金融手段如长期护理保险等，进一步完善了对老年群体的保障。日本则将农村养老保险与普通公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区分开来，建立了适应农村特点的专门保险机制，确保了农村老年人能够享受到充足的养老金保障。我国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推动农村地区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如适合农村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险、养老储蓄计划、养老金产品等，以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促进农村养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五，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数字金融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覆盖面。首先，应加快推动数字金融的技术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从场景应用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转变。当前，我国在数字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移动支付、在线投资等商业模式创新上，要保持长期竞争力，必须强化底层技术的自主研发。为此，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创新资源，打造开放的数字金融技术创新平台，推动技术标准化建设，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技术突破提供支持。其次，深化金融大数据的应用是提升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另一重要路径。数据是新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尤其是在金融行业，数据的充分利用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和风控能力。例如，德国在2016年启动的“智慧数据”项目，通过大数据为中小企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帮助它们在投资、融资、财务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提升效率。该项目通过构建一个大数据平台，收集和分析企业的财务数据、市场信息和客户反馈，为中小企业提供个性化的融资方案和信用评估，优化了融资渠道，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进而推动了中小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近年来，日本也积极推动可信数据的应用，推动金融数据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并且提出可信数据可以自由流动：一方面是要保护个人金融数据的产权和机密；另一方面则是促进这些可信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并且使其在宏观经济中居于首要位置。2021年，日本专门成立了数字厅，用于研究金融数据等在宏观经济中的发展和应用。因此，在金融数据的治理和应用上，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在合规的前提下，融合多维度数据，精准建立客户画像，设计个性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金融需求。
（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核心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面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这有助于解决当前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第一，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金融机构体系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主要通过调整金融机构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提升服务能力等手段，将金融资源、市场需求、产业信息等关键要素进行有效整合，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在金融强国建设过程中，优化的金融机构体系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精准、更高效的金融服务。例如，推动大型银行向综合化经营方向发展，提高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引导中小银行聚焦特色业务，深耕本地市场，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创新发展，丰富金融服务供给。
第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要加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发展直接融资，支持产业升级和转型。通过优化金融市场的结构和功能，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风险管理工具。例如，深化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优化上市公司结构，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丰富债券品种，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发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市场，为初创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提供长期资本支持。同时，要推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可以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创新结构性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首先，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优化现有工具，如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等，同时创新设计新的工具，如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工具等，以满足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其次，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性和直达性，对小微企业、“三农”、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施差异化政策，确保金融资源有效流向实体经济。再次，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最后，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其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
（三）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进金融开放，增强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和竞争力，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
第一，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夯实现代化建设的货币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是构建金融强国核心货币力量的关键。首先，应立足我国产业优势，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与沿线国家及金砖国家的本币合作，拓展人民币在跨境支付、投融资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在此基础上，逐步优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数字人民币的应用体系，完善符合国际标准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国际中央证券存管系统、利率互换清算平台、回购市场等，进一步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应用。同时，可以考虑调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推广策略，从当前的“直参、间参”双层模式，逐步转变为以直参为主导的新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人民币跨境借贷、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等需求。最后，充分发挥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可编程性等独特优势，优先在“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的重叠区域内进行试点，推动其在跨境支付、跨境结算中的应用，以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切实降低对传统国际支付网络的依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稳固的货币基础。
第二，持续扩大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培育现代化建设的新动能。应顺势而为，进一步拓展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致力于打造规范、透明、开放且富有活力与韧性的金融市场。通过引导和集聚各类金融资源特别是国际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同时，鼓励有实力的境内金融机构“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版图，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主动“引进来”优质外资金融机构和资金，形成良性竞争格局。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利于中国金融业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不断催生新兴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新活力。如数字金融、绿色金融、资产证券化等领域的创新有望充分释放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乘数效应。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应在全球金融事务中进一步发出“中国声音”，通过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为优化全球金融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加强在全球货币体系、数字金融治理等关键领域的话语权，倡导构建开放、公平、包容的全球金融新秩序，以实现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共赢。
第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顺应金融科技发展大势，加快建设金融支付安全、金融数据要素、征信共享等现代化金融基础设施，为对外开放和内资外汇提供坚实支撑。建设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金融人才队伍，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持续提升金融业专业化、国际化水平。金融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的现代化程度，将直接影响金融业的创新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只有在这方面久久为功，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
金融高水平开放是当前大势所趋，更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通过全方位开放举措，有效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提高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金融业将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中国发展贡献新的动能源泉。
（四）构建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协同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安全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推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风险形式，这对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构建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协同机制，既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为此，应从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重点领域风险、打造金融基础设施、增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等方面入手，统筹推进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协同发展。
第一，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为金融创新营造良好制度环境。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和创新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金融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跨境监管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难题。特别是金融科技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金融体系的监管响应能力，这就要求金融监管体系能够及时适应新业态，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推动创新活动合规发展。以英国为例，金融行为监管局通过建立监管沙盒，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受控的实验环境。在沙盒中，创新企业可以在实际市场中测试新产品，同时接受监管机构的实时监督和指导。这种机制不仅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了测试和改进的机会，也帮助监管机构实时掌握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进而更好地进行规范和调整。借鉴这一经验，我国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创新金融监管，实行“行为准则导向、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的监管模式，确保所有金融活动、机构和市场都在监管框架内得到有效管理。与此同时，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高监管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确保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相匹配。
第二，高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安全底线。要防范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对重点风险环节要标本兼治、精准“拆弹”，同时从源头堵漏、完善长效机制，形成制度性“防火墙”。要高度重视新兴领域风险，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开展前瞻性研究和风险评估，前移风险关口，并根据实际风险及时出台监管措施。通过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确保能够及时应对和化解这些风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第三，打造现代化金融基础设施，为创新和监管赋能。加快构建体系完备、智能化程度高、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做好金融创新和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紧扣安全可控目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与新技术的融合，全面提高基础设施智能化、网络化、可靠性水平，切实筑牢安全底线。高度重视数据资产安全，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防范黑客攻击、数据窃取等风险。
第四，增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主体能力，提高风险应对水平。金融机构必须时刻树牢底线思维，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合规建设，切实把风险管控贯穿各项业务的全流程。要高度重视科技赋能，加大金融科技创新力度，提升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分析能力。要高度重视全球风险视野培育，加强外债风险、汇率风险、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管控，增强跨境风险防范能力。要加强统筹协作，落实属地责任，强化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各尽其责、协同作战，确保风险可控、可测、可承受。
金融是现代化建设的血脉，而创新则是金融发展的源泉，防范风险则是金融稳定的基石。金融强国建设需要不断激发金融创新活力，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隐患的积聚。因此，要统筹兼顾、精准施策，解决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的矛盾。只有创新与安全并重、创新与监管同步推进，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转载本网文章请注明出处
